[34]由此观之，包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都应当具有法律效力。

初次分配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为基础，再分配理论以市场失灵论、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为基础，第三次分配理论是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来的。二、读书、读人与读世——根据中国想象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

第四位发言人是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萧诗美教授。王勇教授从六个方面来论述这一发言。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移植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我国民众的法律无意识，具体表现为对我国法传统和民众法感情缺乏重视。校内部分专家学者，校内外部分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此次会议学习。但缺陷是解释学无法摆脱前见的影响，法律解释学无法区分法官的前见是否合法。

梁漱溟先生把民主、自由和法治之不见形成，也算作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可以说颇具卓识。夜幕降临，会议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哈贝马斯为摆脱这一困境，提出了程序主义法范式的概念。

正如私域受到经济系统的损害与侵蚀一样，公域也受到行政系统的损害与侵蚀。后者的含义是指法律的合法性不仅仅决定于其形式，还取决于内容，即规则中包含的信念或实体价值。各种社会福利措施缓解了实际不平等所造成的紧张关系。这是理解程序主义法的关键。

其结构使我们相信，被精确界定的主张、建议与诤言的有效性是讨论的唯一对象。对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重要作用，[6]但是，现代社会仍然无法扭转危机趋势：经济系统无法生产必要数量的可消费价值。

哈贝马斯的理论虽然具有温和的外观，即在不触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沟通程序对充满冲突的现代社会进行整合，但是，他的沟通理论中却透射出激进的甚至革命的锋芒，因为一旦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以现代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在结构、关系和价值上都会发生重要转变，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冲突，便能够彻底消解。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种利益之所以是共同的，是因为这种在自由基础上施加约束的共识是所有人唯一能够想望得到的最佳结果。一、现代社会及其危机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论述，显然与他对社会类型的划分密切关联。

由此，一般规范性期待的负担，由寄望行为者的素质、能力与机会转至沟通形式。实际上，形式法范式体现的价值主要是效率与自由。见前注[2]所引书，Vo1．1，2。[8]他认为，这些危机主要是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关系和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关系对生活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9]的结果，是普适功利主义的成就意识形态驱使的结果，是占有性个人主义和功利性契约关系的结果，是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驱逐规范内在价值所导致的结果。

同时，他一方面反对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主张建立主体间的互惠协作关系。第一，他将话语沟通理论引入法学研究，在理论上试图消解事实与规则的紧张关系，避免概念法学的僵化，法律实证主义的冷酷，历史法学的浪漫，自然法理论的空泛，以及法律现实主义的庸俗。

如果法律包含人们的信念与道德，虽然可避免形式合法性的弊端，并符合实质合法性的意旨，但在信仰和道德多元化与私人化的现代社会，体现哪种信念或道德？由谁来决定价值选择的标准？如果以一种家长式的方式将一部分人的信仰或道德作为普遍价值强加于整个社会，自然难为人们所接受，这样的法律实质合法性仍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这种分类至少反映出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法治的以下思考：现代法治经历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形式法治存在某些冲突。

PP．119—129． [10]见前注[1]所引书，PP．81—92． [11]J·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of law and Democracy），transl．by W．Rehg，Polity Press，1996，lop．402—407． [12]哈氏指出：实在法不再从更高等级的道德法获得其合法性，而仅仅从推定的理性意见与意志形成的程序中获得其合法性。一个自我组织的法律共同体背后，规定性的知觉可陈述如下：只有法律同等保证公民的私人与政治自治。最终，除共同探究真理之动机，其他一切动机皆不考虑。J·Habermas，Paradigms of Law，in：M．Rosenfield ＆ A．Arato，eds．，Habermas on Law and Democracy：Critical，Exchang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18—19． [13]哈贝马斯的沟通伦理学集中表述在以下一段阐释中：动机合理的对行为规范有效性的确认，意指遵循动机促动的讨论程序。社会文化系统无法生产必要数量的能激发行动的意义。在他看来，如果沟通程序可视为一种直接民主的对话程序，那么，合法之法则应是这种民主程序的产物。

第四次浪潮是经过20世纪工人运动斗争所促成的民主福利国家阶段。然而，这种福利法本身亦缺乏合法性，因为作为政府福利计划副产品的福利法，伴有政府对私人生活专断干预的后果，具有家长式恩赐的意旨，带有将所谓正常行为方式强加于所有人的倾向。

在他的现代社会中，包括资本主义社会（自由资本主义与有组织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一切后果，都与启蒙运动的初衷相违。

[12]因为这种规则是人们自己形成的，他们可避免被迫服从外部强加的规则。因此，哈贝马斯虽然意识到了现代社会中自由与群合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试图通过把人们导向以理解为目的沟通行为而实现自愿群合，但他对实体性沟通组织形式的抵制，却妨碍了这种努力。

[4]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早期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经济关系掩盖了社会权力关系，阶级关系借助于自由市场和人人平等的意识形态而变得匿名化和非政治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压力。[11]这就带来了一种两难境地：如果法律摆脱任何实体价值，成为绝对自治系统，其形式理性却会容忍甚至放纵道德冷酷，会因为没有包含人们的信念而蜕变为一种赤裸裸的统治工具，失去实质合法性。同时·法律因沟通形式而具有合法性，只有在这种沟通形式中，公民自治才能够得到表达与自证。但是，他提出的理想的沟通语境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致使他的规定性论证基础仍显得不够坚实。

见前注[11]所引书，p．458。可见．哈贝马斯沟通伦理学的建构体系，潜含着全方位整合现代社会的意旨。

但由于这种经济体制固有的矛盾，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批判，深刻而富有创见。

日常生活的沟通实践被片面地理性化为独特的功利主义生活方式。他从系统论的角度，认为社会是个自动调节的系统，其中通过行为结果的功能性互相关联，行为得以协调。

[14] 三、几点评价 哈贝马斯继承了西方社会理论的批判传统，对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缜密分析和深刻反思，重新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法治得以长期存续与发展的原因，批判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指出了现代法治的内在冲突，并提出了救治解决冲突的路径。[5]见前注[1]所引书，pp．24～31。pp．79～81． [18]见前注[11]所引书，P．80． [19]W．Outhwaite，Habermas：A Critical Introduc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7。其二，哈贝马斯在分析福利法范式的价值取向时，认为其目标仅仅是保障个人自由与私域自治。

第二次浪潮是以德国19世纪法治国为代表的宪政国家阶段。[13]这样的法律，一定会包含人们的基本权利，成为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

哈贝马斯运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首先对神话世界观与现代世界观进行了比较，[2]随后对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特性的论述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韦伯过分强调目的合理性行为和形式主义合法性概念的局限，并结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性的冲突进行了系统阐释。也许哈贝马斯夸大了现代社会及其法治的危机，人们不会同意他的分析。

另一种是有组织的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的福利法。还应指出，在哈贝马斯的整合方案中，法律占据重要位置。